文、编:凌晨
两千多年前,中国曾发生过一次最著名的“公共说理”:公元前207年,赵高牵着一头梅花鹿上朝,告诉秦二世这是一匹马。秦二世自然不信。他深信这头“身圆腿瘦,耳尖尾粗”的动物是鹿。为了说服二世,赵高选择了“最为民主”的群臣投票法。最终,在大多数臣子都认定这是马时,二世被说服,怀疑自己认知出了问题。这个史记里的“段子”相信大家都听过,很多现代人更从“古代马和鹿区别不大”的考古学视角质疑它的真实性。然而,与其说这是一段历史,不如说这是一个寓言。它背后隐射的,不仅是中国千百年来“讲道理传统”的缺失,更隐喻了当下国人不会思考的深层危机。至今为止,国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、也被批判最多的,正是“中国式道理”。很多人说,外国有辩论,中国有争吵。辩论为求真知,争吵只为证明自己对。每当出现热点事件,人们就因“立场不同”而互相争吵,结局一般分两种:要么“真相反转”,不同立场者相互打脸,最后心照不宣地转移话题;要么“压服失败”,婉约派们“三观不合渐行渐远”,豪放派则“割袍断义,拳打脚踢”;然而,大多数人都对“中国式道理”口诛笔伐,责难国人缺少逻辑,却少有人俯下身,真正理解其原因。生理学曾有研究表明,人的大脑中有很多相互连通的神经轨道,当教条性的语言被反复强调时,这些神经轨道就会变成一种类似条件反射的“自动想法”,把人的思维“程序化”。好比,中国古代也有辩论,但与西方说服选民争取选票的城邦议会制传统不同,中国的辩士面对的是喜怒无常、言出法随的帝王将相。韩非在《说难》篇讲了可能导致辩士身败名裂的“七危”:包括说了不该说的话、言语间走漏了风声,泄露机密等。在这样的传统下,中国文化逐渐形成了一种喜好”巧言”的思维方式。比如;坊间认可的大辩论家就包括巧舌如簧的东方朔、铁齿铜牙的纪晓岚。这种“政治语境”,最终催生了国人将“会说话、会来事”作为行为处事,包括公共对话的最高标准。至于说话内容的真假、对听者有没有帮助,那是无关紧要的。因而,中国人不会讲道理,不是因为中国人不讲理,而是中国人根本不会说理,“说理的程序”,从未作为一种共识深入人心。因而,我们与其苛责国人”说话如打仗”,不如让先国人认识到什么是说理、以及如何说理。说理,要求我们对身边事物形成一种相对复杂、精致的观察和思考。一个人能够好好说理,并不等于他说的就绝对正确。然而,说理的意义恰恰在于通过真相与谬误的对撞,使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更明晰,对真理的印象更加生动。同时,说理更关键的作用,是让一个人学会在思考中捍卫自己在社会中应有的权利,防止被他人煽动和蛊惑。英国作家科尔顿曾说:有些骗局布设得如此巧妙,只有傻子才不上当受骗。很多笃信逻辑的人听后,往往不以为然。他们认定掌握了逻辑,就掌握了智慧。而拥有智慧的人,能看穿一切“包装精美”的陷阱和诈骗。然而,现实生活中,很多看似成熟、聪明的人,都有着“被骗的经验”。面对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,人们却有着合理的解释:魔高一尺,道高一丈。不是人们不聪明,只是骗子太狡猾,逻辑更强大。不过,事实恰恰相反。仅仅掌握逻辑,人也许可以“明辨是非”,却很难让自己不被欺骗。因为,它错误地暗示,一旦正确的思维过程建立起来,每个理性之人都会按照这个过程思考,全不必考虑情绪、心态、情感、禀性、习惯、境遇等其他影响。在《批判性思维的认知与伦理》中,徐贲指出,逻辑虽然是人们思考的引擎,但人性并不是一台机器。仅仅依仗逻辑,就是把思维看成一种可以排除人性的程序,忽略了情境的力量。比如,洗脑是把一个人放在一种有强制力量的情境中,让他相信他正常心智状态下不会相信的东西。历史上,无数的“路西法效应”已经证明:在环境影响下,一个追求良善的好人,在极短时间内,就能变身为无恶不作的恶魔。前东德的一位秘密警察说:如果有十个人上街,我们会把他们都抓进牢里;如果有一百个人上街,我们会用警棍把他们揍趴下;如果有一千个人上街,我们会驱散他们;如果有一万人上街,我们会站着他们前进的道路上;如果有十万人上街,我们会在一边看着;如果有一百万人上街,我们会加入他们!罗素认为,人是轻信的动物,必须相信一些什么。现实中,很多骗子能成功,并不是骗术多高超,而是人的本性之中,就预装了认知偏见、捷径思维、私利羁绊、情绪昏智等思维陷阱。尤其在人际关系高度传媒化的今天,谎言、欺诈和骗局甚至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容易。人们可以在他人面前利用整容、化妆、美图秀秀等方法隐藏自己的身体弱点,更能利用政治宣传、商业广告、形象包装、亲民姿态等手段掩饰真实意图和动机。电子邮件、移动电话、网络群体、社交网站等远程社交工具的普及,更让原本就“濒临破碎的真实性”再度遭遇了严峻挑战。当然,我们无法阻止别人说谎,但我们却可以对自己的弱点更为清醒,从而变得不轻信和易骗。▌骗人的最高境界:自欺
19世纪诗人霍尔姆斯说:“偏执的头脑就像是人眼睛的瞳孔,你越是用光去照它,它就收缩得越小。生活中,人并非逻辑清晰,洞悉人性,就不会选择糊里糊涂过日子,并非体验过自由,就不愿再回到奴役的状态。在《批判性思考的认知和伦理》中,徐贲还进一步提出,比“不讲逻辑”、“轻信于人”更可怕的,是人的“自欺”。传奇历史学家塔奇曼曾说,二战前,美国人掌握了一切“日本将要偷袭珍珠港”的证据,唯独不愿意做的,就是正确解读它。二战后,美国记者史密斯对苏联各地到处可见的政治标语感到新鲜。然而一位翻译很小心地告诉他,他们俄国人其实看不见那些标语,它们就像是树木一样,是风景的一部分。当然,这样的自欺本质上还是“自知的”。最可怕的是,很多人的自欺发生在潜意识层面,早已内化成“坚持范式”、自我说服的手段。有些文明人推崇暴力却不自知:碰到强盗打劫勒索敛财,他们认为那“没什么大不了”,合法赚钱才是更有效的打劫和敛财。有些平等主义者反对民主却言之凿凿:西方的民主都是伪装的,是少数有钱人在实行更隐蔽、更有效的专制。既然如此,何必还要那么顶真地要求民主和人权?有些洞察人性的人公然作恶却心安理得:自私是天经地义的,因为人首先正是自利的动物,而必要的恶不只是人性的一部分,更是推动社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的润滑剂。最难懂的是人性,最普世的也是人性。如果说很多人是狭隘的,不如说人都容易因轻信变得狭隘;与其说很多人都很愚蠢,不如说人都因自欺而容易变得愚蠢。鲁迅曾说,面具戴太久,就会长到脸上。因而,我们需要的,不仅是在社会中看清他人,更需要在人性面前认清自己,反思自己。在现实晦暗不明,真相模糊不清的当下,越来越多的人呼吁、甚至强调求真相、说真话的重要性。然而,对暴力的崇拜、在情境下盲从、无法抵御自欺的诱惑都源自人性无法根植的弱点。因而,我们与其最大程度要求人们抹平人性、绝不说谎和受骗,不如尽其所能地认清自身的弱点,避免被现实和人性的假象俘获。一个人的最大危险,就是拒绝思考,从而对身边的恶失去警惕;一个人的最大错误,就是在犯错的路上狂奔,却失去了刹车的能力。
而逻辑,让一个人拥有批判性思维,在思想上变得清晰,在感觉上变得敏锐,在行动上找到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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